本报记者张武岳

  山东淄博，周村古商城一隅，银子市拐角处，一家名为“周村铜响乐器”的店铺并不显眼。门前悬挂的铜锣，偶尔能吸引游客驻足观览。

  店内，非遗传承人蒋义东正手持铁锤，在一面新锣上敲敲打打，完成最后的调音。“声音是有形状的，我的任务，就是让声音的形状更美。”蒋义东说。

  1973年9月，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期间，收到一件礼物：一面直径130厘米的铜制大锣。这面大锣是原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1959年定制的，负责制造的正是蒋义东和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鲁东乐器厂。

  锣声穿越四百年

  “直径130厘米的大锣，当时在国内极其罕见。中央乐团考察了国内很多乐器厂，他们都觉得制作难度太大，不敢接这个任务。”蒋义东从父亲口中得知，当时鲁东乐器厂在全国范围内规模领先，技术储备也相对雄厚，就接下了这个订单。

  为了制作大锣，厂里成立“诸葛亮小组”，研究人员日夜奋战，相继解决了无合适铸造容器、锣面厚薄不均、锣面过大锻打不及时等难题，从反反复复的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经过数月攻关，终于获得成功。

  据前往北京送锣的老师傅回忆，大锣的“首秀”惊艳：即将演出的铃声响过，剧院里一片寂静，只听大锣之声轰然响起，直击心灵，久久回荡……

  蒋义东说，时至今日，那面作为“国礼”的大锣，依旧完好保存在费城交响乐团，见证着两国交往历史和民间深厚友谊。“不经意间，我和我父亲，也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作为铜响乐器的代表，中国的铜锣历史悠久。锣最早见于我国西南地区，是古代濮人和骆越人最早使用的乐器之一。随着秦汉南扩，把百越地区纳入华夏版图，铜锣逐渐流传开来。《旧唐书·音乐志》记载：“铜拔，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南蛮国大者圆数尺。”这里所说的“铜盘”，是锣的最早文字记载。

  在古代，锣常用于礼仪和战争，曾称为“金”。故有“鸣锣开道”和“鸣金收兵”之说。到了宋代，锣在民间音乐形式“鼓板”中被广泛应用。元代，锣成为杂剧的主要伴奏乐器。除在宫廷宴乐使用外，也在民间流行，这说明当时锣的制造和演奏已具有一定的水平。元代以后，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锣的运用也有了广阔的天地。各种形制的锣广泛用于戏曲音乐、舞蹈音乐和传统鼓吹乐、吹打乐、锣鼓乐中。

  清代京剧艺术的产生和流传进一步推动了铜响乐器的发展。京剧界人士评价，周村铜响乐器发音圆润、清脆，有水音，音色纯，音量持久，从材料工艺到音响效果形成了独特风格。到20世纪30年代，周村铜响乐器有锣、钹、铃、镲等40多个品种，百余种规格型号，产品工艺精湛。

  作为山东省级非遗“周村铜响乐器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人物，蒋义东出生于铜响乐器制作世家，技艺承袭自父亲蒋立德，到他已是第七代。而在当地，铜响乐器生产已有400余年历史。据记载，明代周村就有了铜响乐器作坊，清朝时冶铸水平已相当高超。乾隆初年，周村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作坊——聚合成。

  新中国成立后，周村铜响乐器生产进一步发展，产量曾达全国同行业之首。鲁东乐器厂1956年试制成功军乐钹，改变过去我国的军乐钹依靠进口的历史。1964年，又试制成功新编钟。1970年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向全世界播放的乐曲就是用鲁东乐器厂研制的编钟演奏的。

  蒋义东的儿子蒋皓旭受父亲熏陶，也踏上传承铜响乐器制作技艺的道路。“我是从小听着父亲敲打铜响乐器的声音长大的，尤其是听到爸爸讲编钟奏响《东方红》的故事，我觉得很荣幸，也愿意把铜响乐器制作技艺传承下去。”

  1989年出生的蒋皓旭如今不但掌握了传统铜响乐器制作技艺，而且成功制作出手碟鼓和空灵鼓两款源自欧洲的乐器，获得淄博市青年创业大赛优秀奖，成为当地年龄最小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送走进店的游客之后，蒋义东又拿起铁锤，开始敲敲打打。妻子取出一只空灵鼓，敲出李叔同《送别》的旋律。“400多年过去，这套技艺依然有人重视，有人传承，这就足够了。”蒋义东说。

  千锤打锣，一锤定音

  不主动招徕顾客，也不太关注街道上的人来人往，蒋义东只有在游客强烈要求下，他才会放下铁锤，缓缓起身，拿起木槌，敲响店内那面直径1米左右、手工制作的大锣。霎时间，低沉、浑厚、悠长的声音响彻整条街巷。

  蒋义东手持铁锤，一边击打锣面进行调音，一边讲解：“击打的过程，其实是在细微调整锣面的厚薄度和延展性，改变发出的声响，让声音变得或浑厚低沉，或悠扬致远。”

  铜锣以铜为主原料，配以锡、银等金属，制作工序繁多，包括配料、制坯、锻打、淬火、冷作、抛光、调音等，工艺要求高、劳动强度大。传统制作工艺中，制锣师傅要先将铜坯放在火炉中加热，随后取出进行热锻，热锻成形后进行淬火。

  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铜锣各自有固定的音阶，锻打过程中的不断锤打，定出乐器的基本音调和音质。一面锣往往要经过千锤锻打，才能使铜皮厚薄均匀，大小合格。而最后一道工序定音，多由经验丰富的老匠人执锤，在锣面上不停轻敲碎打，耳听目观。

  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在蒋义东看来，这种看似简单的铜响乐器，反而承载着极高的技术含量。铜响乐器制作是传统手工艺在心与手、技与艺、技与道等方面的融合。其制作工艺环环相扣，要求心手相应、运用自如。尤其是“一锤定音”，具有极强的技术性，需眼力、听力和手感力度三者完美配合，是需要长期实践方可掌握的独门技艺。

  “天下无论多大，有多少面锣，只需要一把锤子，就能把音调好。但锤子的用法一点都不简单，值得用尽一生去钻研。”

  16岁跟随父亲学艺，几十年来，蒋义东刻苦钻研技艺，尤其在定音这个工序上保持极高专注度。就在这数十年间，铜响乐器行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合并了周村25家乐器作坊、1956年建立的鲁东乐器厂，因完成了几个“大项目”声名鹊起，迎来发展巅峰，员工数量一度到达400人，产品享誉全国。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鲁东乐器厂经营不善，日渐没落，最终于2005年12月30日破产。

  “做锣是个苦活，且不说整天敲敲打打，光烟熏火燎和车间里的高温，足以让人打退堂鼓。”蒋义东告诉记者，当时很多掌握技术的工人都转了行，铜响乐器制作行业萎靡不振。

  为了不让周村铜响乐器制作工艺绝迹，蒋义东咬紧牙关，独自撑起大旗，自筹资金开办了一家小加工厂。除了继续钻研制作技艺、提升产品质量外，他还和妻子开车去全国各地宣传推销产品，扩大影响，获取更多订单，保障自身生存。

  “当我介绍周村铜响乐器在北京奏响《东方红》，并同卫星一道翱翔太空时，大家都很激动。”提起当时的经历，蒋义东脸上洋溢着自豪。

  2006年，“周村铜响乐器制作技艺”成为首批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蒋义东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关心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人跟他联系，希望能够多了解这项传统技艺。随着知名度上升，蒋义东的小厂产出的铜响乐器也有了更多销路。

  虽然现在具体生产工作主要交给儿子和徒弟负责，但蒋义东一直放心不下，在车间里经常一待就是一天。在他看来，做产品必须时刻保持紧张和专注，不能松劲。“做好的锣和其他乐器，我都还要挨个检验一遍，不然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不能因为产量上去了，就不注重质量，砸了这么多年的招牌。”

  经历过兴盛和衰败，再到现在的正常有序经营，蒋义东已经将过往的经历看淡。

  “周村铜响乐器制作已经延续数百年，其间有高潮，也有低谷，都是很正常的过程。但只要核心技艺还在，文化基因就丢不了。”蒋义东说。

  寻觅远去的老手艺，不少都陷入凋敝。但铜响乐器焕发出新生命力，产品远销多国，成为世界各地民众青睐的物件。

  距离周村40余公里，济南章丘区白云湖街道的金生源乐器厂里，虽然临近春节，但依然是一幅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我们主要做出口，铜锣、镲片、颂钵等产品越来越受到国外客户的欢迎，2023年的销售额达到2300万元，出口镲片4万多片，铜锣2万多面。”厂长范育荣对记者说。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地铜响乐器产业较为发达，而山东济南、淄博一带，因长期有金属冶炼和金属物件制造的传统，从业人员众多，技艺也较为成熟，制作出的铜响乐器工艺精细，品质考究，受到业界人士和国内外客户的赞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