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点调查 | DNA，为无名烈士寻亲
9月24日，济南战役胜利74周年纪念日，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济南市为首批49位寻亲成功的济南战役无名烈士立碑。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战事匆忙，一些烈士就地掩埋，有的连姓名也没有留下。而在烈士的家乡，当年参军上战场的人有的几十年不知生死，有的虽然确定已经牺牲，家人却不知道他们最后的战场在哪里，安葬地点在何处。据统计，我国有196万余名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有明确安葬地的仅55.9万。仅在山东，就有无名烈士7万多名。
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持续做好失踪烈士遗骸搜寻保护和为烈士寻亲工作”。为无名烈士寻亲，既是对共和国英雄献上的最崇高敬意，也体现了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的意志和决心。2021年以来，济南市率先运用DNA技术为无名烈士寻亲，从安葬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的811位无名烈士遗骸中成功提取出705份DNA样本。截至目前，已为49位烈士找到亲人。在9月30日第十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记者来到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追寻烈士寻亲的足迹。
望眼欲穿几十年
“这次来济南，也没带啥。”9月23日中午，济南一家宾馆，张志桂打开随身携带的提包，掏出一个空塑料袋。“明天想从俺大哥墓前抓把土带回去，撒在俺娘坟上。她盼着和大儿子团聚，盼了一辈子。”
张志桂老家在莱阳市照旺庄镇东城阳村，排行老三，是被大哥张志诚“看着长大的淘气包”。他还记得，1946年秋的一天上午，18岁的大哥吃完在家的最后一顿饺子，就戴着红花当兵去了。“后来听说大哥跟着部队去了济南，家里给他写过一封信，回信只有四个字‘负伤去院’，之后就再也无音信了。”
大哥在哪儿？这个问题像沉重的石头压在每一个家庭成员心里。去县城找，去济南找，登报寻人，托亲友打听……在那个技术条件有限的年代，张家穷尽了能够想到的全部手段寻找大哥，但所有努力都石沉大海，母亲在对大儿子的思念和牵挂中抱憾离世。“后来就不敢再想了。”84岁的张志桂抹了一把布满皱纹的眼眶，“都这把年纪了，怎么再去找俺大哥啊？”
转机出现在2020年。考虑到当年许多烈士安葬时条件简陋，为改善烈士墓设施环境，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启动墓区改造提升项目。曾在公安系统工作多年，时任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延才立即电话联系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处：“我们能不能借助DNA鉴定技术，找到无名烈士的亲属？”答案干脆明了：没问题，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不敢想象能做成。”得知自己即将参与DNA寻亲项目，济南革命烈士陵园陈列科副科长周光涛内心浮起疑问：只知道DNA应用于活人，逝者也行？有的遗骸保存状况不佳，能不能提到DNA？更让他忐忑的是，这项工作的大规模开展在全国尚未有先例可循，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像踏进“无人区”。
感受到责任感和压力，几乎每个参与者都憋着一股劲，提着一口气。
纸袋、标签、笔、毛刷、锨、镢、帐篷……2021年1月27日，烈士遗骸取样前一夜，周光涛辗转反侧，脑海中一遍遍梳理次日需要的工具，确保准备万全。可第二天一到现场，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工棚搭好后棚下光线太暗，需要头灯补光；买来的头灯亮度不够，还得添置高瓦数的灯泡吊在棚顶；锨、镢这种“大家伙”破土可以，土层下三四十厘米就必须精细作业，需要花锄等小件工具……
从业16年，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物证鉴定处DNA检验室主任路俊雷，处理过的DNA样本难以计数，但为烈士遗骸提取DNA样本，还是第一次。
“烈士遗骸DNA提取样本主要以牙齿和长骨为主。牙釉质比较坚硬，可以将DNA保存在牙髓中长达十几年几十年；比起肋骨等较脆较薄的骨骼，长骨中也可能长期存留部分DNA物质。”作为技术指导，路俊雷在取样现场一边解释，一边手把手教工作人员用刷子扫去遗骸上的浮土，取下检材，逐一放进物证袋，并标明样本编号。“这不是普通的检材，是烈士遗骨，一定要轻拿轻放，千万不能搞混。”他一再叮嘱。
“烈士遗骸的保存情况比想象中的复杂。”周光涛回忆，除了部分保存相对完好的，有的墓穴内只剩军装、军帽残片，有的留下一枚子弹、手榴弹，有的是一枚印章、一个扣子、一支钢笔残件，有的则空空如也。“让人感慨战争的残酷，崇敬英雄的无畏，也感到遗憾，这些材料目前不具备提取条件。”
无名烈士DNA样本提取涉及811名烈士，其中空墓106个，705个烈士墓穴提取到DNA样本，其中80件被送往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物证鉴定处DNA检验室。
80只牛皮纸袋，点燃了烈士寻亲路上的星火微光，陆续有样本通过比对确认身份。
“接到比对成功的电话时，还以为是骗子。”烈士翟海清的外孙周晓辉回忆。第一时间，他没敢告诉母亲翟建华，而是给在济南工作的表弟打电话，请他帮忙核实。“俺妈盼着这个信儿盼了一辈子，可不能出错。”
烈士于在肖的儿子于凤鸣得知父亲的下落，奔向母亲的坟头，呜咽着：“妈，俺爹找着了。”1947年，25岁的于在肖离家前一刻通知妻子自己要当兵，妻子匆忙之中找到一件小白褂给丈夫披上送他出门。从此，这位要强的农家妇女独自抚养一儿一女长大成人，直到去世前，还盼着找到丈夫的下落。
“我有点不高兴啊！”孙学通烈士的遗孀、94岁的张淑卿得知丈夫的消息后，委屈得像个孩子，“我一直没当他牺牲。”1958年，孙学通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没找到具体下落，张淑卿一直默默等他。老人一生无儿无女，一等就是74年。“要是能再见到他，我想掐他两把，问问他为什么留下我一个人。”
2022年9月24日，济南市为首批寻亲成功的49名济南战役无名烈士举行立碑仪式。张志桂来了，于凤鸣来了，翟建华来了，张淑卿委托在济南的侄子也来了。74年前的这一天，解放军攻克10万国民党重兵防守的济南，五千多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千余人姓名无从考证，亲人们开始漫长的寻找和等待。
戴两层手套作鉴定
看着烈士墓前白发苍苍的烈士亲人，济南市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副秘书长殷刘倩感叹：“更能体会到烈士寻亲工作的意义和紧迫性。”
在世的烈士近亲属大都年事已高，如果寻亲工作不跑在时间前面，留给亲人的将是永远的遗憾。意识到这一点，济南于1998年率先开通寻亲热线，创建“烈属寻亲直通车”。到2018年20年时间里，累计为200多名烈士找到亲人。
2018年，济南与某网络平台企业合作，将信息相对完整但暂未联系到亲人的烈士信息推送到其户籍地资讯内容中。两年多的时间共为23名安葬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的烈士找到亲人。
而无名烈士由于缺乏有效信息，寻亲依然未有实质性突破。“真想帮着他们找到亲人，但是有劲使不上啊。”今年65岁的陈放曾担任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宣传科科长，当年他和同事们在22万名烈士英名录中逐字逐页筛选，累计查找到769位烈士的下落，找到72名烈士墓地，但仍有不少墓地无法确定姓名。
好在技术进步增加了寻亲方法。“在刑侦领域，DNA技术被称为‘证据之王’，已经得到普遍应用。用于烈士寻亲，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可行的。”路俊雷说，几年前，他们接到上级安排的一批80多年前样本的化验任务，那是路俊雷第一次接手DNA陈旧检材的检验工作。其间，他和同事们翻找了大量资料，请教同行专家，和试剂生产企业交流，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并积累了宝贵的陈旧检材处理的第一手经验。
但这次为济南战役无名烈士进行DNA检验，仍面临新的挑战——不同的安葬地点，自然地理条件大不相同，即便是同一个地点，遗骸是葬在朝阳处还是背阴处，洼地积水处还是干燥通风处，状态也千差万别，需要搭配使用的设备、试剂、手法等也不能照搬。
“新鲜牙齿检材一般一两天就出结果，烈士遗骸第一批4个样本，整整做了一个星期。”面对眼前的烈士DNA样本，有6年工作经验的检验员李思悠第一次产生了畏难情绪。牙齿检测的过程一般是先用设备粉碎，放进水浴箱内消化，然后进入提取机提取有效成分，再进行扩增，把有效成分放大至设备能够识别的数量级，最后上检测仪，得到检测结果。“每个环节都反复实验，成功率依然也只有40%左右。”
DNA检验团队没有放弃，不断创新陈旧检材的提取方法。比如尝试不同试剂盒并调整其搭配组合；舍弃半自动提取设备而采用手工提取方式，通过肉眼观察变化选择操作时机；戴上两层手套，避免细胞脱落污染珍贵的样本……一系列改进措施下，烈士牙齿DNA提取的成功率超过了90%。“现在遇到陈旧检材，敢自信处理了。”李思悠说。
即便如此，仍然部分样本受限于当前的技术，无法检测出有效结果。“但不必灰心。”路俊雷入行16年，清楚记得每一次DNA检测技术的重要跨越：自己刚入行时，微量生物组织还没法检测；10年前左右，可以从新鲜牙齿、骨骼中提取DNA样本了；四到五年前，陈旧的检材也能用起来了。“目前没有结果的检材我们还保留在实验室中，或许不久的未来，会有新的答案。”
抽丝剥茧排查线索
DNA检验结果能够得出与烈士存在血缘关系的人及其分布区域的线索，有效缩小寻找范围，提高寻找效率。
第一份检测分析结果指向招远市大秦家街道滕家沟村。抗战时期，滕家沟村多人参军，18人牺牲，其中3位牺牲于济南战役，而88岁的滕学顺老人的哥哥一直没有找到下落。寻亲人员走进滕学顺家，老人颤巍巍地打开柜子，拿出了一张保存完好的烈士证，上边写着一个名字：滕学尧。老人说，哥哥滕学尧离家当兵时只有16岁。哥哥在济南战役中牺牲后，家里收到部队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一顶军帽。
但并非每个线索都很精确，有的线索指向多个乡镇、村庄，有的线索数量高达上千个。至于究竟哪里是烈士的家乡，哪一位是烈士的亲人，有赖于人工一遍遍甄别排查，其追踪过程如抽丝剥茧。
其中一个线索指向海阳三个镇十几个村，涉及烈士超过40名。经反复排查，最终锁定了一名烈士。寻亲人员联系上烈士侄子，得知烈士牺牲在济南城东的茂岭山。“这一带牺牲的烈士基本都葬在历城革命烈士陵园，不会迁到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周光涛和同事们再次复查40多位烈士，目标指向了1948年8月被登记为“失踪”的华野九纵的孙学通。
寻亲人员联系到孙学通烈士的遗孀张淑卿，老人提供了一个线索：当年农历八月初收到丈夫来信，信上说“我们要去解放济南”。而济南战役的时间正在当年农历八月，且此前一段时间均无战事，因此登记的“8月失踪”应为农历八月牺牲。
但孙学通所在单位是供给部警卫连，按理说不直接参与前线战斗。带着疑问，周光涛北上沈阳，找到了济南战役的“登城英雄”滕元兴。滕元兴告诉他，当年攻打济南内城东南角牺牲很大，各连队抽调精干力量组成突击队，队员彼此之间不熟悉，牺牲后可能成为无名烈士。这样一来，孙学通的牺牲就说得通了。
年代久远，人事变迁，排查工作需要格外细致耐心。有些烈士的情况，老家村庄的干部也不了解，需要询问村里健在的老人；曾经的过继、改嫁、搬迁等情况，也会在寻亲过程中造成波折。“当初信息多为手写，有的存在誊写错误，需要逐一勘误。”济南市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工作人员李浩民说，孙清冒烈士名字中的“冒”字，在英名录中被登记为“昌”，后经工作人员与所在地、亲友反复核实，比对烈士证等凭证，才最终认定其身份。
烈士寻亲涉及面广、耗时长、投入资源巨大，单凭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力量推动困难重重，既要广泛动员，也要专人盯靠。
一年多的寻亲过程中，济南摸索出“提取、鉴定、比对、筛查、核对、确认”的工作流程，构建了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主导，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全力服务保障，社会各界志愿者广泛参与的烈士寻亲“济南模式”。“我们的志愿者多在济南服务，但烈士籍贯全省各地都有，去年专门在省内其他市招募50多名志愿者加入烈士寻亲。”殷刘倩介绍。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及寻亲中心，专门承担此项任务。韩延才认为，寻亲中心的成立让烈士寻亲工作有了保障，不再受到人员、经费、办公地点等客观因素限制，“大家可以心无旁骛地为烈士寻亲。”
一天夜幕降临时，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的办公室里，周光涛还在埋头处理寻亲信息：“烈士的亲人等不起，寻亲工作不能拖，还要继续分析现有材料信息，帮助更多烈士踏上回家路。”（李振）（完）
